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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加拿大华人作家郑南川和他的文学活动 (资料汇编)

已有 440 次阅读2019-12-14 17:30 |个人分类:文学评论|系统分类:文艺



加拿大华人作家郑南川和他的文学“活动”    (资料汇编)

 

 个人活动情况的概述:

 郑南川,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留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攻读欧美近代史博士学位。1991年起开始文学创作活动,迄今发表一百多万字。包括描述穷留学生生活和创业的姊妹篇短篇小说《两个女人的一周》和《两个男人的一周》、以中西文化冲突为背景的中篇心理小说《咖啡与女人》和长篇小说《那个漂亮女人为什么疯了》(《路比华讯》连载)、刻画当今北美经济低迷中各族裔百姓的中短篇小说集《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美国南方出版社)和《窗子里的两个女人》(台湾秀威出版社),以及自传体的非虚构文学集《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台湾秀威出版社),今年将出版的还有,海外微型小说经典集《琴和她的妮西娜》,著有中英双语诗集《一只鞋的偶然》(陶志健译,蒙特利尔出版)和《堕落的裤裆》(台湾秀威出版社)。诗集《一只鞋的偶然》和《一根线的早晨》(加拿大出版)在2015年入围纽约最大的“独立出版人图书奖”。其作品散见于《诗林》、《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澳门《华人百花》、香港《香港文学》、《台港文学》、《橄榄枝》和《文综》、美国《诗天空》等多种文学刊物 。获得多项散文、小说官方专业文学奖。

郑南川现任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会长,曾任第四届,五届,九届和第十届协会会长,他见证了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成长的全部过程,他是该会“笔插枫叶上”的会徽的设计人,发起该会的众多文学活动,二零零一年,郑南川发起,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在与詹锯辉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举办了加拿大首次全国性华文文学奖活动,即“二零零一年全国詹锯辉文学奖。”詹锯辉先生赞助费用为三千五百元,蒙特利尔地方议员捐助一千元,香港投资移民陈淑贞赞助六百元,并担任颁奖晚会的名义主席,同时还收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赞助。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郑南川写信,请求中国作家协会参与并评审,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委派鲁迅文学院教授,评论家何镇邦代表中国作家协会,来到蒙特利尔,并参加全程活动。协会还邀请到了作家王蒙作为评审委员会名义主席,他为文学奖送上了亲笔题词“以母语寻找和缔造心灵的家园”。参加评审工作的还有:中国作家王安忆,诗人杨文翰,《明报》编辑王迅雷,《华侨时报》主编阮浪扬,魁华作协副主席邵云和主席郑南川。活动还收到了当时加拿大总理克利靖的撰文贺信;魁北克地方政府官员也发来贺信表示祝贺。颁奖活动规模很大,人数达到五百余人,很有气势。

二零零二年夏天,协会邀请了前往温哥华参加文学研讨会的中国作家铁凝和项小米到蒙特利尔访问,参加由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与加拿大华文文学研讨会”活动。当时协会没有经费,她们两人到蒙城后,就住在郑南川的家中。铁凝是中国作协主席,项小米的小说《英雄无语》,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年度电影“华表奖”。第二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渥太华,参加世界作家代表大会,由郑南川邀请,来到蒙特利尔作了短时间的访问。应邀前来的有:蒋子龙,周大新,迟子建,徐晓斌等作家。蒋子龙先生还专门作了“如何写作长篇小说”的报告。之后,郑南川代表协会,曾回访中国作协,感谢对海外文学活动的支持。第二年作协组织了文学奖征文活动,在爱丽的联络下,铁凝应邀作为评审主席,她以十分认真地态度,对每一位参赛作品都作了简评,参赛作者深受鼓舞。

他和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文学活动,获得了加拿大和魁北克地方专业出版部门的认同,2011年,郑南川获得加拿大魁北克国家图书馆出版发行新书的许可,成为独立出版华文著作发行人。从2012年起,由他主编出版加拿大华文作家作品集七部,包括魁北克首部华文作家作品集选集《岁月在漂泊》(2012)、魁北克华文短篇小说选《太阳雪》(2014)、魁北克华文散文集《皮娜的小木屋》(2014)和《哦,魁北克》(2016),以及加拿大中国二十人诗选《一根线的早晨》(2014)和魁北克华文诗集《“普丁”的爱情》(2016),均在加拿大本土正式出版。他还参与了三个文学专栏在蒙特利尔华文报上的创立,为《路比华讯》的“笔缘”、《蒙城华人报》的“红叶”和《七天》周报的“北往”,其中“红叶”和“北往”专栏都是由他命名,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稿。其中,讲述加拿大人领养中国孤儿的《牛坝的孩子》在2016年荣获第二届全球华文散文比赛奖,表现小城平民宽容之爱的《一个癌症患者和他的爱人》,在2017年获得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优秀奖。在中国2016年官方评选的全国诗歌群中,“新移民诗歌群”上榜,他成为该群的主要成员。

郑南川还热衷于文学与评论领域的研究活动,长期在海外生活的经历和文学创作,他发表多篇有关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的论文,成为魁北克华文文学研究的“权威”撰稿人和资料提供人。他的论文《加拿大魁北克华文文学散论》发表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年第2期);论文《文化身份认同与北美“新移民文学”若干问题的思考》发表在《关东学刊》2017年第4期。参加过以专业研究学者的多个国际学术会议,包括:由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海外华人研究会“年会,多伦多《回顾与展望---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等等,并发表了论文。

 

 写作与文学活动

(一)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思考的定位:

“说起来在加拿大写作也有三十年了,我还是想用“魁北克的草根写作”来定位自己。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我正在尝试一种跨文化思考的写作,既是中国的,又是加拿大的;二是我的写作是植根于魁北克这片土壤,并以现实主义的情绪书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两个方面都是全新的,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我是真正的“草根派”作家。“在海外的作家中,事实上呈现着不同的作家“类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从大陆出国的留学生,带着深厚的知识走出国门,在理念和精神上都潜在地保留着自己对新生活文化的理解和认同,郑南川是较早地“自觉”接受本土文化,“主动”跨入“文化身份认同”的作家群体,他的作品很少有“记忆性”的“纯中国故事”的内容,从一开始的写作,就带有夹杂本土写作的风格,所有的情感世界都是满载中国文化的体验去看外面的世界,属于本土化的海外作家。他用草根性来定位自己,同样表达了本土写作的理念和精神。

 

(二)关于诗歌和文学活动的开始

一般研究郑南川的学者,都印象地认为,南川的文学活动开始于诗歌,尽管出版过几本小说集。

说我更像个诗人是不奇怪的。我的性格特征确实如此,性格外向、热情、也善于主动表达。在大学时代,尽管专业是历史,系里组织板报宣传、设计和写文章,我都是积极分子,有的同学说我更适合学中文,我倒从来没这么想过。直到出国,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写作也就情不自禁地开始了。最初的写作诗歌很多,第一部出版的文学作品就是诗歌集《一只鞋的偶然》,真实贴切地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精神生活,加拿大国家电视台曾做过一个专门采访活动。

1988年出国几年后,他的写作已经开始了,原因非常简单,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开始跨入海外,事实上的中西文化和历史,对每一个留学生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和冲击。满载着梦想的他,身带仅仅三百元美金出国闯天下,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显然,是一场“浪漫”的“空想”行走。很快的现实就在出国一周后发生,当全部钱财一空,无情的现实立刻重锤打来,这就是写作的“”沉重灵感“。

19974月在加拿大《华侨时报》写过一篇散文,这样感概过当时的生活情景:“有时候,我像是秋风吹落的一片叶子,漂泊在水上,沧流奔去的河水,逐我走向远方。仿佛我置身于时空和天涯的大自然以外,是眨眼闪过的一颗失落的流星“。攻读学位,艰难的打工生活,经历了一生从未经历的”苦难“,当时的一首小诗,就写在打工回家的路上:”窒息的城市里/只剩下颤抖的风/用手紧握一街的宁静/只有一个疲倦的身影/路灯下唯有脚步粗哑的呼吸。这些生动的描述,其实是生活造就了我。另一方面,我的性格从来就很外向,充满“情感”,成了我诗歌创作的洪流积水。

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有一个定位,叫做“自然写作”,后来展示为我的整个文学理念。

在海外生活三十年了,我的文学活动就在这三十年中成长。加拿大自由、美丽、干净和自然的生活环境,给我了无限的真情,我的作品就如同生活,轻快、直白和随意,很少受来自外界,特别是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心灵世界的纯粹,让我的精神世界变的简单。

“自然写作”是我文学追求的风格,也是我的文学观。“自然写作” 的情绪来自于自己的生活,“自然”是物质和真实的,写作来自身边所存在的事实,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表达。写作的内容在现实中,情绪也在现实中,表达的方式同样也是现实生活的语言。我有创作的灵感,常常发现自己情绪昂然,随心而去。我的写作方式,更多展现出的是真实,直接和“素描”的特质,我认为文学回归本质,用不同的文学表达手法是可以提倡的,我的文学手法和技巧更具有“原始”本真的特点,这跟我的生活道路,情感世界与理念有关,简单、明快和幽默的文字,更多的意象和思考表现文学的思想内涵和它的哲学意义。

“自然写作”表达的是一种写作的方式和情绪,并非忽略作品思想的内涵,我强调的是一种对文学形式意境的“忽略”,没有那么多的艺术的修饰、暗喻、象征、意识流等等,反倒是追求简单的语言,生活的情景,写出世界与人的关爱和理想。现实主义的书写是我灵感的来源,首先实在诗歌创作中展现出来的,我的每一首诗的情绪和思考,都与生活有关。诗歌作为众多流派和艺术风格的再现,而我选择的追求的是思想性和社会意义,也就是我自称的“诗魂”,读我的诗歌,很少能感受到唯美的境界,让人赞赏的诗意和细腻的表达,更多的是情不自禁地对生活的思考,在文字上,语言简单直白,甚至通俗易懂,但是当把诗歌的全部内容读完之后,产生出来的感觉,是一种深思,是一种想再读一次的情绪,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思考的价值在升值,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角度的沉思。这就是我的诗歌特征。在艺术方面,我的诗歌还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故事性,读诗如同在读一个故事,在思考这个故事的内涵和社会意义。我一直认为,诗歌并不是山水花草,不是抒情歌唱,我关注社会和生活,诗歌应该更精典和深刻地展示我们的生活。在小说的创作中,同样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理念。

 

出版的重要的两本诗集,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两次跨越。

第一阶段:《一只鞋的偶然》,出版于2013年,是我出国后走向魁北克新生活的最贴近的情感,写作的主线条是关于移民的“身份文化认同”,我与魁北克的诗歌世界和融合。中国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庆庆在2014年《华文文学》杂志,做过有关的研究和述评,摘录部分:

郑南川的文学“草根”性,不仅体现在他对魁北克移民写作人的定位上,亦体现在他笔下的人物塑造中。其诗集《一只鞋的偶然》包括四部分:远行与历程、自然与内心、生活与文化,以及记忆与怀念,从题目到内容,都承载着魁北克普通民众的生活和感情。他以普通的物品——鞋子为喻体,表述了普通华人的移民体验:

  一只鞋的偶然(其一)

  清晨,一只鞋的丢失/纯属偶然/暴风雨之后/它已经落脚在海岸的那头/天已经黑了/面对饥饿/它向缀着灯光的城市走去/想要找到家和另一只鞋/而另一只鞋/正在它离去的家门前等它/从白天到夜晚/

  一只鞋的偶然(其二)

  我在沙发上醒来/顺手打开了电视/画面上一个人/正在暴雨中/艰难地爬向山顶/一只沾满泥土的鞋突然滑掉/他也差一点从山坡上滚下/我从电视往下面一看/地板上正放着我的一只鞋/鞋上沾满了泥土/我一时不明白/放在家里的鞋/怎么会粘满泥土/另外一只鞋丢在哪里/我又抬起头来/看了看电视的画面/低下头/我到处寻找/没有找到另外一只鞋/只看见沙发旁边/放着一个空着的酒瓶/

  这两首诗质朴无华,全无藻饰,犹如日常口语,白描地表现了“我”的移民经过和移民后的平凡生活。“暴风雨”、“海岸的那头”、“饥饿”、“灯光的城市”、“在沙发上醒来”、“电视”、“沾满泥土的鞋”、“空酒瓶”这些意象乃生活常见,可谓普通至极,作者亦仿佛顺手取来,按照实事发生的时空顺序摆放,不蔓不枝,井井有条。然而,这种生活化的平淡叙述仍不乏张力和诗意,清晰勾勒出了普通人的移民图:在他国艰难求生、对自身选择产生疑惑,在未适应和享受新移民生活时,仍怀故国之思……这首作为书名的诗作,回应着郑南川在《岁月在漂泊》首发式上对魁北克华人写作人、以及新移民写作人的概括:

  在这些(魁北克新移民华人)作品中,不管作者个人风格有多少差异,内容有各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苦于精神价值上的两难境地,即中国文化与异国生活之间,物质求新与精神恋旧之间的尖锐冲突,一种“文化身份”的构建,随着远离,在家乡和异乡角色的变化,双重身心面临着极大的冲击。我们的写作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认同怎样的一种“文化身份”。

正是基于这种对移民原生态的关注,郑南川自然就将普通移民的身影印在了诗页上,留下了像《花店》、《教授和他的面包师儿子》、《夜归的工仔》、《小娟和我》、《寻找外乡人》等多首反映打工生活的诗作。其中,《小娟和我》尤为真切精警,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移民北美后靠做蓝领谋生的状况,以及在心理上,他们从无法接受到坦然面对的质变。

  郑南川在魁北克生活多年,虽然不曾切断中国文化血脉,但他像许多海外华人一样,已渐把他乡做故乡,并为之骄傲:“作为外乡人生活在魁北克,自己都不敢相信,如今我已经成为这个新土地的‘粉丝’,而且,油然而生着一个新魁北克人的自豪感。”

  这种认同移民国的情感真实而自然,亦流淌在郑南川的诗行间。他饶有兴趣地观察各种加拿大风物,付诸纸上。给加拿大新移民以震撼的严冬、大雪、枫林、动物,纤微毕现于其笔下。鉴于他所居的蒙特利尔市一年有半年下雪,他咏雪的诗,既多又好,如《落雪的小诗系列》、《飘雪》、《雪之情》、《雪之梦》、《初雪印象》、《三月有雪(写给蒙特利尔)》、《咖啡吧的早晨》、《春天的蒙城》……郑南川幽默地自道,“魁北克人说,没有雪就没有我的国家;我说,没有雪就没有我的诗歌。”下面这首《春天的蒙城》颇能体现郑南川对雪的深情和对魁北克家园的热爱,“寒冷是春天/飘雪也是春天”是实描,更是讴歌。像《Poutine》和《Celine Dion》二诗,既具有强烈的蒙特利尔城市味,也渗透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魁北克精神。普丁(poutine)是魁北克的传统小吃,即在油炸薯条上撒上块状乳酪,再浇上热肉酱。这种快餐风靡魁北克,加拿大广播电台曾将其列为本国十大发明之一。不少美式快餐店如麦当劳、肯德基等,在加拿大开店时,都在菜单中特别加入这道快餐。虽然它被排斥在法式美食之外,被视作健身大敌,魁北克人依然大啖如故。而席琳·迪翁(Celion Dion)这位来自魁省小镇的国际流行天后,更无疑是魁北克的骄傲,甚至连魁北克华裔移民亦对她情有独钟。比如,当地华文报专栏作者枫子有一《去魁北克城看Celine Dion演唱会》长文,详述了迪翁为庆祝魁北克城建城400周年举办演唱会的盛况,30万观众,不分男女老幼,从加拿大各地奔赴演出现场,通宵歌唱。文中说,“在她的出生地——魁北克,她已经不再是CD,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为‘国’争光的民族英雄,一个肩负着传播魁北克文化,获取世人的了解与支持的使者和最佳代言人。

联系加拿大文学史,不禁发现,郑南川的“草根诗作”,在无意间竟然接上早年蒙特利尔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20世纪2030年代,J·M·史密斯(J.M.Smith)、弗兰克·斯科特(Frank Scott)两位学者兼诗人在蒙特利尔掀起了“新诗运动”,即“突破维多利亚式传统诗歌的束缚,20世纪全球主义的观点引进自己和他人的作品”,接受欧美“意象派”和“象征主义”,提倡诗歌的口语化和平民化,产生了像亚伯拉罕·克莱因(Abraham Klein)、利奥·肯尼迪、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里奥那多·科汉(Leonard Cohen)等一批优秀的加拿大现代派诗人。这场蒙特利尔诗歌运动的余波流衍,波及加拿大全国,至今犹存。1985年荣膺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的华裔老诗人弗莱德·华(Fred Wah)就是这一诗歌运动自觉的发展者和实践者,而郑南川则不自觉地延续着蒙特利尔诗歌运动,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华裔新移民在多元化法裔环境中的精神风貌。弗莱德·华用的是英语,夹杂着广东话;郑南川用的是汉语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和法语。弗莱德·华聚焦的是自己家族在加拿大小镇开餐馆的点点滴滴,郑南川描绘的是自己在加拿大城市的立足感受,以及其他族裔移民的生存状态。弗莱德·华主诉的是早年华裔移民的谋生和融入的艰难;郑南川记录的是新移民昂扬的奋斗和融入的成功。】

 第二阶段:《堕落的裤裆》2017年台湾出版。这本诗集的出版,展示了我对诗歌写作思考的进一步深化。

首先,把诗歌写的视角放到了整体,比如世界,比如人们共同的理念和爱,比如人性的最终向往。选摘几首诗歌:

其一:《猫的辩词》

最新的科学家证明

狗比猫更聪明

这结论当即招到猫的反驳

你们以为顺从人类指挥

牵着脖子走,就是聪明的特征么

我情愿混你们好吃的

然后,说声再见让我自由

(加拿大新闻报道,最新研究表明,狗比猫更聪明)

 

其二:《恐慌的寺庙》

只要一进到寺庙一定要去磕头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该是生来的习惯

他使劲在想一件好事

怎么也想不起来

头磕下去一片空白

抬头看见神正咧着大嘴跑出寺庙

他嘀咕着为什么没想出好事

难道有坏事将要降临

其次,诗歌的思想和批判变成了主色调,如同多了使命感和真理的勇气,诗歌的个人特征明显展露。诗选两首:

《蚂蚁的哲学》

在地球上寻找一个蚂蚁的心灵

或在蚂蚁的心灵里寻找一个地球

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如同一脚踩死十个蚂蚁

连感觉都没有能听到哭声么

地球上的蚂蚁

是人类的千万倍这是毫无质疑的

如同人类群族中的蚂蚁是群族的千万倍一样

他们扛大米捡破烂住蚁屋能有几多人关注

所以哲学的问题是

地球是谁的问题和谁是地球的主人

显然只有有足够的营养让蚂蚁高大起来

人类才能看清自己的渺小而且只是地球的少数

而人类群族蚂蚁以外的人群只是个别的个别

哲学的蚂蚁回答了一个关于宇宙的问题

地球的权利该属于蚂蚁和蚂蚁的同类

 《价值》

价值就是荒谬

莫名其妙最好

虫草就是伟大的证明

于是,和科学有关

和营养、健康、长命

不死、甚至和死不了有关

和神秘、炒作、金钱

欺骗,最好就和愚昧挂钩……

于是,梨和苹果嫁接

长出的红脸说

难道补不上健康的表情

虫蛹变成了化蝶说

难道不胜似花儿更美

它们这点智慧,哪有

虫草装的更像

 第二阶段,开始形成“郑南川诗歌风格”,确实是“一家诗“,受到了诗家门的关注。有评家说:“现在的诗歌书写者充满欲望的膨胀,匆匆的盼望被理解被认可:在诗歌的死巷里追索诗歌的阳光,甚至,抬着傲慢的头去指点看着的‘诗’,说话俗不可耐,捧场成了饭碗里的清汤。诗,是有命运的思想和精神的灵魂启悟,是神祗赋予思想的天赋,并不以人的意志招眼,或者说,诗只给予大爱的灵魂,连同自然里的生命也灌注给这种写诗的人力量。郑南川的诗,没有预归的章法,思维跳跃,不断创新,从最原始的想象到最现实的片段,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很难深解其意。已经在国外生活创作20多年的他,思想是多方面的组合,几乎没有国内目前界内界外的种种想法和做法,不会介入不假思考的哄抬,更不会介入小聪明的举卖,在思想深处有着很强的恋乡情结。郑南川的诗:热爱地球,对剥蚀地球行为感到愤怒,因此对文学与人文特殊关注。”

从《堕落的裤裆》出版后,他对自己的诗歌定位明确了,也有了自信,感觉自己是一位可以基本认可的诗人。

 

(第三)关于小说创作及其思考

关于我的小说创作活动,开始的也很早,在1990年代,写了一些短小的随笔散文,那是生活的体验还在初级阶段,感受是激烈的,但又是破碎的,心态也充满了不稳定性。第一部中篇小说《咖啡与女人》完成在1997年,那是出国近十年确实偏重于诗歌,那些诗歌都特别靠近身边的感受,惊喜了、悲痛了、消极了,都是感性的作品。小说的写作基调已经具有“本土写作”的特征,与魁北克生活直接有关。在魁北克报业《笔缘》版,从第八十九期开始,我的中篇小说《咖啡与女人》正式登场连载。这部小说写了九十年代一位留学生和两个女人的感情故事。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爱上的当地女人。一个男人从还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出来,在咖啡吧邂逅了一个当地漂亮的女孩法娣,于是,一段感情纠葛载着中西文化的冲突,开始了一段离奇的故事。他以中国文化中的一旦爱上,就誓死如归的心态,一再误解着法娣的心理;而法娣却以完全不在乎的另外一种心态,盲目在他的心中,在爱情和性之间,演绎着两个内心的差异。故事并没有写很多生活中的情节,主要围绕着性爱的冲突,讲着两个人的心理活动,时刻发生的事情也都与桌上的咖啡有关,那咖啡将让这个男人的情感走向何等的方向,是浓浓的爱,夹杂着西式的情感么,还是一刻的浓香,飘去的只是淡淡的遗忘;是西化的开放,还是固守一贯的陈习。这是一部描述在九十年代,文化思维碰撞的心理小说。由他写的姊妹篇小说《两个女人的一周》和《两个男人的一周》也在这一时期发表。小说讲了发生在一周里两个女人和男人的故事,在他们之间应该如何面对现实,从花钱到省钱,从比较人家的生活到面对自己的家庭,从接受西方文化到心理抵触的膨胀,九十年代的穷学生们该如何选择自己的未来。小说真确地结合着生活实际,在当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再后来的几年里,长篇小说《那个女人为什么疯了》 以留学生真实故事为蓝本,讲述了发生在魁北克留学生的移民创业与发展中的艰难历程,具有浓厚的魁北克特色。

出国二十年后,雄厚的生活底蕴,郑南川的小说创作打开“黑洞”,并创作出了具备自己特色的作品,专家这样评论:他打开了一个属于自己文学的天地,是对华文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文学思考包括:

首先,还原写作的“草根性”,拒绝文学的表达的“艺术”和技巧“,不追求现代文学的时髦”经典“和”风格“写作,力图写作的”素描性“,客观性和与读者的直接文字交流,文字的写作也倡导简单的语言,郑南川作品故事的直透力强。

其次,内容写作的本土化,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故事来自加拿大生活和他本人的跨国体验,这些故事在分类上,展示了强烈的贫民性,这样的选择与他的生活直接有关系。简单地说,出国移民,接触大为下层和移民,这种生活的认知直接贴近,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折射性也很强,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南川作品的贫民化写作形成他自己的写作平面,他自称是贫民作家。

三是,作品追求强烈的人性精神,一般研究学者都认为,郑南川的作品倾述着一种大爱,一方面它对故事表达着人性的严酷和无情;另一方面,故事始终在寻求着一种世界共同的爱慕。他的作品很少制造出一个让人伤感致命的苦难,相反,更多的是一个可能出现的阳光和希望。这样的写作,也反映出一个事实,郑南川在西方社会的生活与融合中,西方人的乐观与幽默的的人性贫民情绪,对他是有影响的。

 


2016年美国出版了《跑进屋里的那个男人》,收录了郑南川创作的28篇小说。

28篇小说的空间背景,全部定格在魁北克地区。王玉琴教授在《本土·底层·现代——论郑南川及其魁北克系列小说》(本文为20174月中国“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王玉琴:女,1970年生,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德国波鸿鲁尔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研究。)论文中谈到: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性格是开放的那种,关注‘文化身份认同’,极易接受新环境的挑战。” “很多年过去了,我转眼之间在蒙特利尔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在悄悄地改变着我的心灵、精神和文化的认同,当我第一次自认为是加拿大人的时候,我发现曾经的祖国已经渐渐地‘远离’。”郑南川对自身“开放”的性格定位,以及应对新环境挑战的主体意识,影响了他小说取材和写作的基本风格。和大多数爱写“漂泊史”和“创业史”的移民作家来说,郑南川有意淡化了华文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乡愁意识”,而表现出 “既来之,则安之”“入乡随俗”的心理文化特征。在郑南川的小说中,他多次以魁北克华人移民为小说主人公,探讨移民能否“入乡随俗”的本土化命题, 通过移民本土化过程中的苦难境遇和心灵冲撞,聚焦移民在祖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之间的彷徨、失落和痛苦的调适过程。在这些表现魁北克华人移民的小说中,郑南川并没有注目或者反映华人移民生计的艰难,而注目于他们忧郁的心灵和对移民国文化背景的疏离感。对于一个从中国“祖籍国”移民至“移居国”的“新加拿大人”,郑南川提倡放弃外来人的情绪,将自己作为加拿大的一分子,从本质上置身于加拿大人的精神和情结中,真实地反映加国底层百姓的生存镜像,他作品中渗透出来的平民意识与人文关怀,超越了狭隘的国族意识,延展到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意识之中。

对海外移民作家来说,“故乡只能是一种午夜梦回的情怀,而他乡才是日日相对的现实”。郑南川提出的“新加拿大人文学”,有意回避异域空间中的乡愁书写,跳出中国文学的域外情结,是为了真正在“移居国”坚实地立足,实现中西文化融通和新的文化认同之后的写作跨越。换言之,也正是像郑南川这样走出国门、以笔为鼎、在海外用汉语写作的华人作家们,把中国读者与陌生的异域生活相连在一起。对中国读者来说,“新移民小说所描述的海外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一种与中国本土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些作品就像一扇扇的窗户,开启了他们另一种视野,让他们能得以窥视其他种族、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并与自己现有的生活加以比较,进行对照和反思。”从文化源流上来说,“新加拿大人”郑南川的魁北克系列小说,“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新文化所开创的面向世界的精神源流,另一方面则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递进地成长。” 新加拿大人的文学探索,在引发读者对本族与加拿大文化进行思考的同时,其审美范式为读者“从世界的角度来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对开阔读者异质文化视野,加深读者异域认知,感知加拿大华文文学演变,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思想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篇论文发表在《世界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2017年又在台湾出版了姊妹篇《窗子里的两个女人》。

其中《窗子里的两个女人》进入2017年度台湾图书榜,也同时成为台湾大学图书馆评选的校园“畅销书“。2017年第4《文学评论》发表了东南大学副教授张娟的论文《  郑南川小说中跨文化维度的伦理叙事   ——以《窗子里的两个女人》为例》,有关评述摘录如下:

郑南川是一名新移民作家,20世纪后半期以后移民海外的华人,和传统的华人移民有显著不同,他们不再执着于身份认同和差异体认,更注重自己跨越东西方的生命体验和伦理差异。“笔下的人物事件,不再仅仅是我和我个人经历的本身,而是看到了我身边的所有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和区域生活,是一个东西方生活整体下的图景。这是一个奇妙的尝试,因为有了多年的移民生活环境,自己成了新国家的一员,也就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写作。” 《窗子里的两个女人》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很多作品都在对比东西方的伦理观念。作为一位东西方生活各占一半的作家,郑南川拥有一个良好的观察角度,以客观的态度考察在东西方文化的渗透下传统伦理观的转型。

一、  情爱伦理叙事

郑南川的小说中,有很多写到了爱情,爱情是每个作家都会涉足的领域,是常态生活中的浪漫,是人性中最容易擦出火花的部分。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责’‘情’‘性’等伦理要义互相打通,是普泛性道德规约考察的主要范畴之一。情爱是伦理关系中负有情感张力和言说价值的伦理关系。情爱伦理叙事在文学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没有被遮蔽过。情爱伦理叙事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在不同的情爱叙事模式中蕴含着作家的叙事目的、叙事意旨、道德判断倾向、文化立场选择和美学风格诉求等叙事伦理质素。通过小说中情爱伦理叙事样态分析,不仅可以洞察作家道德伦理价值倾向所在,透析作家的文化立场,选择,而且它能最大可能地折射出两性关系在文学层面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公德伦理叙事

      郑南川的小说中还有很多探讨到了中西方不同的公德伦利和现实选择。康德曾说:“我们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我们的内心道德律使我们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感性世界,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摆脱尘世的限制,向往无限的自由世界。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类的价值和尊严。” 社会公德是为维护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社会公民共同遵循的公共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西方传统社会大致可分为三个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代、中世纪、近代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时期要求的伦理思想也不尽相同,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以个体为核心,把追求自由,维护个体利益,重视法制。中国社会的伦理观念则是以血缘为中心的宗法制基础上形成的,在社会公德上注重“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

三、家庭伦理叙事

     “所谓之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 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和基础是家庭,家庭伦理就是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家庭制度中,父母与子女之间根本没有平等可言,伦理和法律都要求子女无条件服从父母。”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差异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的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这些社会要素在漫长岁月中的变迁和发展,对中西家庭伦理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中西家庭伦理各自的基本特点。” 简单来说,中国注重家庭本位,个人从属于家庭,儿女臣服于家长,个人人格萎缩,而西方社会独立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打破了以血缘为基本纽带的人际关系,重视个体权利。在跨文化语境中,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华人移民家庭开始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日益重视个体的自由和权力,形成全新的家庭关系和更为独立的自我。

  四、郑南川跨文化伦理叙事的多元特征

总体而言,郑南川的跨文化伦理叙事有几大特点,一是草根写作,二是镜像手法,三是正面价值倾向。首先,郑南川从诗歌到小说创作,都具有草根特征。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对凡人生活具有同情和理解,郑南川直言:“喜欢写一点东西,也就参加了‘作家协会’,只是这个协会是海外的,是一群爱写作的人跑到了一起。既是民间的,也是业余的,中国有个名词叫‘草根’,我们也就自称‘草根派’了。”魁北克华人作些的写作者,大多是大陆留学生、访问学者及其家属、港台移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没有夸张矫饰,而是“把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都精确地变现,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们和事件在我们的眼前通过。” 《一只鞋的偶然》序中,他把自己的诗歌创作描述为“自然写作”, “写的都是打工、读书和街头的事情,是移民新生活的直接感受,特别‘草根’;在文字上,十分通俗,语言简单,没有那么多难读懂的典故,引证等等。” 所以,在其创作中,非常真实地表现了生活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的文化碰撞和伦理选择。

其次,郑南川从中国到美国的生活和创作历程,使他的思考一直是有“他者”参照的,镜像式的。“当我叙述那些鲜活的故事时,思维和创作的视角变得有些不同,甚至对很多故事讲的也有些‘另类’,其实,这正是一种‘边缘人’的写作,在写着一种‘夹缝’的文学,开创着一种独特的文学领域,这也是生活的必然。在加拿大提倡的多元文化精神,就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构成必然的结果,我们的写作同样是这个国家文学的一部分。”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叉和碰撞地带,郑南川的写作接受着不同文学的熏陶,也经历着自我的重新认识,他用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姿态对海外华人价值伦理进行了体认,同时也记录下了自己身边的加拿大人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诉求。他站在中西方文化的边缘,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客观的文化胸襟,揭示出变动中的中西伦理和深幽人性。

最后,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在郑南川的小说中,永远表现出积极的价值倾向,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美好的理解和同情。在资本主义大都市里“物化”意识无处不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本质关系的虚假客观性被隐藏了,变成了虚无漂渺的东西,既定的事实是‘真’变成了‘假’,‘假’变成了‘真’,在人们的意识中,以‘真’为‘假’,以‘假’为‘真’” ,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也不免被“物化”,情爱关系、亲情关系、道德选择都不免受到影响,】详细的作品分析可以见论文。

凌逾教授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27日发表评论,对郑南川小说做了专评。

 


2018年,郑南川又有两部书将出版,一部是他的微小说集《琴和她的妮西娜》。

收录了近80篇微小说作品,这本说作为“世界微小说经典系列丛书出版,小说中有不少经典短小的作品。选两个短篇为例:

其二:《告别》

巷子是长长的,也是细细的,住在里面的人几乎都很面熟,不少的人都是朋友,因为大家都要从这里走出来,必须经过这条路。

早上巷子里传出消息,说阿旧走了,因为癌症。巷子里知道阿旧的人很多,他的工作就是在巷子口卖烧烤肉串,一个小小的店铺。他就是一个人,没有女人,也没见过他的父母,就是有几个街坊朋友,偶尔坐在一起喝啤酒。他烧烤的肉串好吃,这是大家公认的,因为很用心做,而且总是挂着笑脸。

一下子很多人都知道了,早上大家都忙着出门,买早点的,赶路上班的,都说好可惜啊,该送他一程。殡仪馆告别的通知出来了,就在第二天的下午。

小陈沉默着没有吭声,不是她不想去,更不是不认识他,至少他们还是邻居,了解的多一些,也算是个朋友,很同情这个孤独的男人。可是身边有两个盆大的孩子,时刻跟在身边,整天纠缠不休,生活已经都快崩溃了,她叹着气说,多好的男人啊,真不幸运,还很年青呢。

巷子里做小生意的都在一个群里,知道消息后,都纷纷留下悼念的话:“一路走好”,“怀念你”。发出祈祷的小图。

常常给孙女去买肉串的老张,低头不语,他本身就不爱说话,想想走的人比自己年轻很多,独自悄悄地掉下了眼泪,最后没有说出话来。

黄嫂认识阿旧,谈不上很熟,是搭得上腔的朋友,她也想了一阵子,送他还是不送,犹豫之后还是没去。

刘哥心里很难过,他们曾经在一起打过工,同吃方便面,住在一间宿舍。他对自己说,人生就这么一次离开,再也没有了,总该送他。可惜那天工作很忙,忙乱之中把这件事忘记了。

下午下起了大雨,雷电不停,天色也很阴淡。

这天举行了阿旧的告别仪式。

有人发出照片,送葬时没有看到什么人,有几个跟随的黑伞,像是撑着失落的天空。

 

其二:《悬念》

那天,有一女子溺水身亡。

在社区引起很多的议论,人们都说是一位作家,几乎每天都在河边公园阅读写作。

有人说,因为下了一场大雨,河边路滑,她不慎滑倒。

有人说,她正在完成一部作品,用心很大,心理忧郁,属于自杀情节。

有的人说,因为感情冲击,才离婚不久,无法抗拒压力所致,意外死亡。

女子到底为何而死,成了悬念。

经过调查,从她的著作中并没有找到自杀的情绪;也没找到什么因为感情带来的情绪波动,一场大雨不慎溺水成了最大的可能。

后来有人说,她溺水前因为完成了一部书的写作,开心之余,喝了一些酒。

 

另一部是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

在这本书里,记录了郑南川出国三十年值得“纪念”的两件事,都是关于“死亡”的故事,我把它写成了纪实文学作品。

《在另外一个世界死去》,讲述了一段我亲眼看到的“死亡”故事,虽然这是关于一个百姓的死亡,发生的那样平淡,但折射出了世界最贫穷国家古巴的社会和贫民生活的现状,这样的思考,同样折射着怎样看待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存在,贫穷与发达中到底要保留什么,今天大发展的中国如何从贫穷的古巴看到自己,世界的人性中有什么共同的东西。

《病房日记》记录了自己经历猝死的一段过程,我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最终走了回来。2009年一天的早上四点,在上厕所时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在后来长达一年的时间中,第一次感受加拿大和医疗部门,是如何对待一个移民病人的,同样让我看到另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和人道主义,记录这段经历,可以比较出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文明与落后,甚至对生命价值观的意义和思考。

应该说,这是两篇身边朋友不曾经历或见过的故事,是写给我加拿大生活整整三十年的纪念。除此以外,书中还选发了几篇小说和短文,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写作而成的。以非虚构方式记录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并以纪实或报告文学的方式展示出来,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是自我情感“意义”上的写作突破,而这些作品内容,不是选择纪实文学中“报告文学”意义上的大主题和大事件,而是小人物与“小故事”,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实上,这样的写作让我的心更加投入,更贴近读者具体生活的“个体化”,社会性和贫民价值,是对现实意义很好的思考,会给予人们最真实的借鉴。两篇作品记录了他亲身经历和见到的两次与死亡有关的故事。

 


关于谈到郑南川的诗歌与小说的关系。

其实我对诗歌和小说的写作并不存在偏爱的问题,不过他是很讲感觉的人,情绪常对他的写作产生影响。在小说与诗歌写作时,常常是暂短时间的“偏爱”,不能自拔,一旦写小说入迷,对诗歌的情绪就会受到冷落。

他这样解释说:“我的诗歌作品和构思确实对小说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我的诗歌,我的诗歌就是我的,肯定和人家的不同,读者相信,这就是郑南川的诗。那么是什么样的特色呢?我的诗歌具有故事性、画面感和引人思考的质疑和反思,或者说有来自“灵魂”的批评。写作的形式上不追求诗意感,是“情景”,这其实是我写诗的目的,也潜在地为自己走向小说创作提供跨越的空间。我的诗歌具备着小说的“框架”,诗歌的思考延伸开来,就可能是一个微小说,短篇小说,甚至可以写成长篇。我的一些小说,就是在诗歌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深入写出来的。“

 

郑南川的学术研究与兴趣

郑南川是学历史的,开始文学创作以后,我自然会情不自禁地关注自己写作多年的经验,关注华文文学的成长。三十年的海外生活后,他除了文学创作外,开始思考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2017年第四期《江东学刊》发表他的论文《文化身份认同与北美“新移民文学”若干问题的思考》,重新提出了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分期,和北美作家的分类问题。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会年会”和多伦多《回顾与展望—华文文学国家研讨会》上,都做过有关的发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是:

华文文学与本土化华文文学有本质区别

华文文学存在的可能性:

第一,移民作家的记忆性写作。对于新移民来说,他们生活的大部分经验来自故土,故土的经验直接影响着他们后来的生活观念,甚至是一些写作人出国后最重要的生活记忆,尽管生活在海外,这些经验仍然是最可能吐露的灵魂故事,他们在情不自禁地表达着对过去的生活的留念,延续宣扬着祖地的文化精神。在这些作品中很多实际上是中国文学,这是作者出现在华文而已。

第二,记录移民海外生活和文化冲突中的自我的感受。这是新移民华文文学中最常见的文学特征,在这些写作中,移民自身的生活和新土地生活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最大多数的作品,描述着两种文化冲突中的生活再现,创业,奋斗,成长和适应仍然可以成为主线条,早期的作品尤其明显。

本土化华文文学存在的特征:

一方面同样是移民身份写作的呈现,但是在“文化身份认同”上发生了变化,自然的和情不自禁地接受着新文化生活的“洗礼”。他们已经自觉地跨越成为本土意识的表达,或者说,“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或某种变化,在思想和情感上正表达着一种“主人”的情绪,关注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写作的文体选择和书写的社会人物,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或移民群体,而是从整个本土来考虑的,包括本土居民,这些成了他们写作的出发点。

文化身份认同,在主观上的跨越,是几乎所有移民面对的挑战。它的原动力来源于个人本身的认识,也叫一种“世界观”的变化。纵观移民发展史,身份认同如同一种“觉悟”或“习惯”意识,不是所有人可以实现的,有的移民家庭经历了一代两代人,仍然没有真正改变和变化,用传统,习俗,文化和原生地的精神承袭家族,保持着过去的那一套,拒绝改变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文化身份,与每一个人自身的认识理解直接有关。

另一方面,新移民作家们仍然无可回避地承继着故土文化的一些理念和精神,并带入走向本土化的全过程,当然也需要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人类“文化学”的特质,这是用新视角解释着新国家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把这种新思想展示在多元文化中,成为本土文学的一部分。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以文化特征分类)

一类:记忆性写作群作家(以写中国故事为主,不属于华文华文文学);

二类:移民生活特征写作群作家(以写移民海外生活与个人感受为特征);

三类:移民本土化写作群作家(以本土社会人意识多方位写作)。

从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可以分类展开个性化文学和作家研究。同样,也可以做另一种分类。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群(以地域特征分类)

一类:中国文学的海外作家群(属于中国华文文学的部分);

二类:海外本土化作家群(属于外国文学的部分)。

 

提出了关于“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   

加拿大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文学的概念一般指不同于主体加拿大人(本土英,法籍),而是其它外来人的文学。这种文学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出自移民之手;二是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三是内容直接涉及到本土与移民生活本身;四是文学可能偏离主体文化的精神;五是直接延续输出国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内涵;六是用不同语言文字写作。所以,可以说移民文学,是加拿大文学的“边缘 ”部分,从两种意义上解释,一方面,可以划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本土生活无关,成为输出国文学的延伸或输出国文学的部分。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移民文学的概念会“混淆”了本土文学的特征,而“误解”为加拿大文学。例如:很多移民后的写作者,写的游记,观感和生活随笔,尽管他们已经生活在本土,但事实上基本没有进入本土社会和文化的门槛,很像一个“观赏者”和“外来人”在评述着眼前的事件,在更大意义上,是站在一个自身文化历史的理解上看别人,他们笔下的叙述本质是严重缺乏“文化身份认同”的,或者说根本就缺乏生活的过程。当然个人思想的转变,确实存在着时间过程的不断理解和认识。再例如,移民写作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延长”原居住地生活的写作,把新生活的故事写成“创业史”,或者“中国文学的域外情结”,早期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写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延续到今天,写富二代海外经历和中国人海外生活的扬眉吐气等,这些都很难认定为是加拿大移民文学的一部分。有一个很简单和很重要的理由:我们的移民写作者,没有从本质上置身于加拿大人的精神和情结中,以加拿大人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写我们在新国家中的命运。

“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应该具备下面的主要特征:

首先,写作者要有相当一段新加拿大生活的体验(或经历),了解和认识新生活的基本特征和方式(时间意义)。简单地说来,物质决定精神的概念是适用的,感受是重要的,自身文化感受和对新文化感受,需要一个“公正”理解的过程,而不是用自己文化的意识取代对现实全部的理解。生活经历和时间的过程,是必须过渡的时空先决条件。

其次,要在思想上(世界观)很好地解决一个“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思想意义)。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基本点:一是主人公精神,放弃外来人“情绪”,站在一个加拿大人的位置上写作。我们身边的很多写作者,他们始终紧抱着“中国式的认同”看加拿大生活,即使在海外生活多年,仍然是一个“中国人”,生活方式与思维的中国化,观点仍然是中国式的;二是的主观精神,要体现出加拿大的价值观,文学的思想同样要有加拿大的价值精神。例如,如何从中国式的文学观中找到加拿大文学观的价值,中国文学的文化意义,倡导写人与人的活动,人与人的博弈,这对于加拿大写作人来说,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加拿大文学的文化意义,更倡导写人性精神,写自然与人的结合和人的精神追求。

第三,要跳出“中国文学的域外情结”,把海外文学写成中国文学的延续。我们不否认文学的海外“延续”,也可以叫做“华人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另一部分则是加拿大文学特征的华人文学,写的是华人融合于的加拿大的生活,或者说是加拿大意义上的移民生活,这种生活有着新加拿大人“质”的特征,他们的生活在文化,历史和思想意义上有“新”的变化,是加拿大文学的“纯粹”部分,是中国读者感到不同和“异样”的加拿大中国人的生活,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创造一个新的写作氛围也很重要,写作者要放开自己的视线,深入本土生活实践。特别要敢于放弃中国式写作的模式,充分地意识到新生活的思维领域的广阔,例如,思考人性意义的生活体验,自然存在的美妙创造,科学与幻想的新思考。可以根据移民生活的特点,可以寻找“边缘文学”中的不同特质,写出加拿大少数民族中的移民文学的另一方面。

“新加拿大人文学”是特指移民文学而提出来的,主要争对加拿大移民写作者,加拿大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与“新加拿大人文学”没有关系。

 


《外国文学研究中海外华人文学的存在与“误区”》的观点       

 201911月,郑南川在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演讲中,还对外国文学与华人文学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华人文学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是不可忽略的部分,并具有华文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

【观点】关于海外华人文学在文学区域的研究分类中,一般分为以中文研究学科为主的华文文学和以外国语研究学科为主的华人文学。长期以来,由于华人作家写作特征的“复杂性”、多元化和身分意义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研究学者在区域划分和对象上的某些“混乱”和“误区”,特别是外国语专业学科对华人文学研究存在着“定义”和“方向”上的模糊,也造成这一方向研究的“薄弱”和忽略。外国文学应当接受和关注华人文学的双重性,并作为研究的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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